凡是上过学，或家有学生的人，对学生操练册都不生疏。每学完一课，教师都会用它安置作业；每到期末尤其是中高考，更要做许多操练以应对考试。
为什么运用这些操练？由于只看讲义很难应对考试，而操练的方式与考试是共同的。并且相关于训练、家教、在线教育等，它算是最实惠的一种助学产品了，因而运用范围也最广。
这些学生操练册，在出书业被称为“教辅”。它们是如此不起眼，致使许多出书人觉得这也算书？要把它开除出出书物的部队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操练册，撑起了出书业的小半壁河山。出书社最挣钱的书，除了教材，便是这本教辅书了。
一般的产品，天然是谁用谁来买。操练册是学生用，天然应该是学生买，或家长帮着买。
事实上，这仅仅很小的一部分，估量只占整个教辅出售的约20%。由于教辅首要是教师用来一致安置作业和温习备考，所以，约80%的教辅其实是经过一致选购出售的。而教辅商场的问题，正会集在这80%一致选购的比例里。
由于一致买，就意味着量大。一个班的某一科一致买，或许有几十本；一个年级的某一科一致买，就有几百本；假如各科由校园一致买，就有数千本。这么大的量，会不会有回扣？有回扣，会不会影响产品质量？
所以，政府出台一项方针，要求各省请专家引荐优异教辅，并束缚价格，各地只能从中挑选，其他教辅校园不许再一致选购。
不过，接下来的情节是：每个省引荐的都是自己的产品，你在书店见到的品牌这儿都瞧不见。
1977年康复高考，教辅迎来又一次开展的春天。教辅的商场很大，出售途径也多：有的依托行政部分的目录引荐，有的是校园或教师一致引荐，还有的学生或家长自在选购。
2001年，新闻出书署、教育部出台的《中小学教辅资料办理办法》规矩：制止将悉数方式的教辅资料编入“目录”，不得向校园征订或随教材搭售悉数方式的教辅资料。之后多年，七部委办理教育乱收费的文件中屡次着重，制止印发教辅“引荐目录”。
整体来说，教辅的池子很大，满足养许多鱼。一些出书社依托行政引荐目录在中小学范畴占有较大比例，民营企业则在彻底竞赛的商场（尤其是高中商场）占有优势。到2010年左右，教辅商场现已群雄并立，各个细分范畴都呈现一些闻名的品牌，商场竞赛十分剧烈。
这场暴风雨的原因，却是一只看似并不相关的蝴蝶。可谓是，一只蝴蝶扇动翅膀，掀起了一场龙卷风。
这只蝴蝶叫教材授权。由它而始，引发了多部委参加、有史最严的一轮教辅办理。
咱们小时候用的都是人教社教材，其时是国家指定人教社出书中小学教材。而教辅，则各出书社都可以出书。
21世纪初教育改革，教材多元化，多家出书社都可以出书中小学教材。有的出书社以为，现在的教材是自己出资，版权为教材社享有；而教辅操练的是教材里的常识点，所以也应获得教材社的授权。
这本是个法令问题。从国家版权局的解说和多起法院判例来看，并不支撑同步教辅侵权。所以，有企业（非人教）转而求诸行政力气，经过各种方式反映教辅商场的问题，领导屡次指示，引发几部委参加的有史最严的一轮教辅办理。
假如看过教育部第一次教辅办理定见的征求定见稿，你会发现，它的首要精力便是“原创编写”，即只需教材出书社才干编写和出书配套教辅。
要知道，教育出书是出书业的支柱和首要赢利来历。教材与教辅是教育出书两大板块，能出教材的出书社是少量，能在商场上有比例的教材社更少之又少，大都出书社是以教辅为首要赢利来历。假如只能“原创编写”，不啻是要了大都出书社的命。并且，其时商场已有许多老练的教辅品牌，而教材社的教辅表现并不杰出，强制规矩，也不公平。
出书社纷繁联合向教育部反应定见，教育部从头评论，终究出台的计划是：由各省教育厅请专家评议优异教辅进行公告，各地市从中选1套引荐给学生运用，其他教辅校园不得一致选购。
需求阐明的是，关于“评议公告”是否是2001年来一向被制止的“教辅目录”，教育部和新闻出书总署都曾否定，说这仅仅优异教辅的引荐，不是当年的教辅目录。
不过，到了各地操作中，两者除了称号不同，方式现已彻底相同——都是制造教辅引荐名录，许多不明就里的省市文件直接称其为“教辅目录”。
就这样，教辅目录借“评议公告”之名，再次横行天下，且较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：引荐数量更少，强制征订更甚。
翻开各省目录，你会发现：每个省引荐的多是本省的产品，商场闻名品牌在这儿简直没有。并且，引荐的种类很少，学生运用量最大的同步教辅，一般只需2套（少的1套，多的3套）。
无妨想想其间的逻辑：省里总共引荐2套，要求各地市从中挑选1套给当地学生运用，其他教辅校园不能一致选购；而校园教育的确需求1套一致运用的教辅，那么请问，他们还有其他挑选么？
并且，这套教辅长时间垄断商场，他们还有多大动力去调研教育需求，进步产品质量？
2011年新闻出书总署《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出书物办理的告知》中有句话：“依据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教材编写出书中小学教辅资料，有必要依法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。”其时在职业引起较多争议，有教材社以此确认悉数非本社出书的配套教辅均为侵权。
为此，时任总署法规司司长予以弄清：这句话仅仅提示企业要尊重著作权，其间心是“依法”。是否侵权是个杂乱的法令确认，有必要依据相关的法令法规来判别。
教育部的办理文件也引述了这句话，在研讨时引发很大争议。除了很少量教材社，大都教育出书社都是对立的：这是法令问题，并且争议较大，不宜行政规矩。掌管研讨的教育部官员说，他们便是总署解说的意思。
终究，这句线年头教育部正式出台的《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资料运用办理工作的告知》中。
各省教育厅评议教辅目录时，也许是不清楚详细侵权的边界，从而要求一切送审的教辅有必要获得教材社的授权。这样，教材社敏捷完结了针对目录教辅的授权。
教材社一般是授权当地出书集团1套，加上自己的1套，这便是各省目录中最常见的2套同步教辅的由来。
对此，有权威人士曾说，总署现已弄清这是法令问题，各地教育厅仍要求出具授权书，这是当地履行中呈现的问题，企业可以请求行政复议。
问题是，整个工作中，获益的是赋有行政资源的省/市教育主管部分和各省出书集团（目录出书社）/发行集团，受害的是短少行政资源的底层校园和民营企业/非目录出书社，谁敢/谁能想到去请求行政复议？
方针是最强有力的指挥棒。2012年来施行的教辅引荐目录，震动了教辅职业，也重组了教辅职业。
能进入教育厅目录的，是很少量走运的出书社。在大都区域，初中小学的同步教辅底子成为直接配发，人手一套。高中阶段由于联系高考，竞赛剧烈，出书社多年前已退出这块商场。现在有了目录优势，他们为什么不做？开始，许多高中按要求选用了目录中的教辅，但运用一段，发现它不适用，定见很大。
单个出书社有进入校园的通道却短少好产品，许多民营企业有产品而失掉进入通道，两者的协作成为必定。开始，出书社是买那些闻名民营教辅企业的稿子；后来，爽性将教辅的策划、推行、出售，乃至物流，悉数交由民营企业担任，出书社只担任上目录，便可坐享收益。现在，各省教育厅目录中，高中教辅简直满是民营企业策划的。并且，这种状况还在向初中小学漫延。
教育厅目录卡住了教辅一致选购的咽喉，而能进入教育厅目录的百里挑一，从事教辅出书策划的还有数百家出书社和近千家民营公司，他们怎样活？
由于教育厅目录种类太少，校园短少挑选，所以，新华书店运用自己是指定（或默许）发行途径的优势，又做了一个新华书店目录。关于校园来说，它添加了商场供给；关于很多教辅企业来说，它供给了进入校园的通道；关于新华书店来说，它也有利于添加本身的规划和赢利。
要进入新华书店目录，相同价值不菲。为保护本地出书社，新华书店将目录分为ABC级：本省出书社的产品A级，为优先保护；其次是本省出书社与民营协作的B级；终究是民营与外省出书社协作的C级。
一些当地还营建一种气氛，校园只能购买新华书店的产品，跟新华书店结账便是合法的，购买民营书店的产品则瓜田李下。这样，一些民营书店出售的教辅，只能经过新华书店来结账。
有些民营企业找新华书店代为结账，新华书店还不乐意，忧虑冲击自己的比例。所以，有些民营企业就找新华书店担任跟校园结账的事务员代为收款，并给予必定的回扣。
多轮事务下来，一些校园发现，相同的教辅产品，在民营书店买有很大扣头，在新华书店买就扣头较高，乃至要全价支付。所以，一些当地转由县财务结算中心出头，绕过新华书店，以必定扣头直接同教辅企业结账。
还有一些教师觉得，目录产品不适宜自己的教育需求，为什么不能在商场上选适宜自己的产品？为了防止回扣的嫌疑，教师只作引荐，而由学生或家长自己去商场购买。
整体来说，指定选购的教育厅目录、少量进入目录的出书社，以及指定（或默许）发行的新华书店，在教辅出售中处于绝对优势。由于有方针的尚方宝剑，越来越多的企业挑选依靠这个体系。而企业一旦为这个体系支付价值，就期望从中得到报答，会有意无意地保护这个体系，揉捏这个体系之外的商场力气。
趋利避害是人和企业的天然赋性，一个真实的事例是：一家企业的产品以商场出售为主，但在几个省与当地出书社协作上了教育厅目录。在商场出售中，他们的出售人员会告知教师：目录是不合理的，应该尊重一线师生的自主挑选。而在那些上目录的省份，假如临到期还没完结协作出书社规矩的使命，他们就会把教育部的文件打印出来，告知校园：不从目录选购便是不合法的。
其实，教辅作为多年惯例运用的教育产品，整个教育体系都了解它的运作规矩，很简单上行下效。有的省里做了一个目录，市里另做一个目录。还有的当地只需购买了目录中的产品，就默许教师可以再引荐1套。乃至在单个区域，校园要买4套教辅：省教育厅引荐1套，由市财务埋单；市教育局又引荐1套，由区/县财务埋单；区/县教育局也引荐1套，由校园经费列支；终究，教师一般不怎样运用这些教辅，自己再引荐1套平常运用。
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是杂乱的。这儿，咱们抛开重重利益的纠葛，来看看教辅是怎样被选购的。
客观来说，教师的确需求一套一致的教辅，用来安置作业和温习备考。教师还要对这些操练进行修改、解说、纠错。这些一致运用的教辅，最好一致来选购。
人们印象中，一切一致运用的教辅，都是教师收钱，一般人以为它们都是教师选购的。其实，剥开一致选购的层级，多的足以比美洋葱皮。
注：表中取的是全国均匀数据。现在我国在读约1.7亿中小学生。我国有334个地市，均匀每个地市约51万中小学生；2851个县区，均匀每个县区约6万中小学生。除港澳台32个省市自治区，每省约531万中小学生。初中在校生共4442万人，5万多所校园，均匀每所校园856人。一般来说，中东部大于这个数据，西部小于这个数据。全县、市、省的一致选购，由于小学科目偏少，高中科目较多，取折中为人均5本。
从全国范围来看，各种景象都有。但不同当地的景象不同，或许存在一种或几种。不同的选购层级，往往对应不同的企业，结成不同的利益集体。事实上，由于我国中小学生人数很多，能拿下某个学段的某些学科，销量现已十分可观。
这8个层级又可以分为两大类：教育主管部分征订和校园征订。依据两者征订数量的巨细，出书业别离称之为“大征订”和“小征订”。
整体来说，校园选购更挨近教育一线，产品更能契合详细教育的需求。但它的问题是简单呈现高码低折——比方一些教辅将定价进步，以50折给校园，校园以80折向学生收钱，中心有30%的利益空间。
教育主管部分的引荐，一般会对教辅进行价格束缚，但由于他们选购的数量真实太大，赢利仍然可观。从几十年的经验看，当地保护和利益交流也很常见。
无论是校园仍是主管部分选购，其实都是在花他人（首要是家长、很少量是当地财务）的钱办他人（学生）的事，所以简单不讲作用（质量欠好，或不适宜），或不讲节省（价格较高，存在糜烂）。
可实际中，这种状况很常见：校园一致收购的设备、养分餐，出书社一致收购的纸张，企业一致收购的原资料，单位一致购买的年货，以及各种政府收购与公共项目……无不如此。
“托付－署理”理论开始产生于企业办理范畴，它以为：一方面，生产开展使得分工细化，一切者由于常识、才能和精力所限无法行使一切权力；另一方面，社会成长起一批有专业常识的署理人，他们有精力、有才能署理行使被托付的权力。
“托付－署理”联系在各个范畴广泛存在：经济范畴的经理人与一切者，医疗范畴的患者与医师，教育范畴的学生与教师，乃至，家庭中的孩子与爸爸妈妈……。可以说，凡是不能自己亲力亲为的工作，都存在托付署理。
托付署理的现象不可防止，但托付人与署理人又是不同的主体，两者都会寻求自己的利益，其间就或许产生矛盾。
“托付－署理”理论探究了许多计划，以处理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，托付人怎么鼓励和监督署理人。笔者总结起来，最底子的两条在于：一是尽或许利害相关，使署理人真实关怀托付人的利益；二是尽或许削减信息不对称，削减中心层级，便于托付人监督。
孩子与家长，或许咱们最没定见的“托付－署理”联系了，之所以找不到更好，是由于他们利害相关最大，信息沟通最畅，中心层级最少。
此外，社会还应该有一点一致：署理是有本钱的，署理是需求本钱的。咱们需求研讨的，是怎么规划更好的计划，削减无谓的耗费，争夺以适宜的本钱，完成较好的作用。
关于教辅来说，最底子的两个问题在于：一是谁能选一套适宜的好教辅，二是怎么最大极限削减其间的糜烂。
归纳剖析，假如教辅的一致选用是需求的，一线教育教师（首要是各科任课教师；由于许多校园是一致备课，备课组/学科组引荐也相对合理）应该是最适宜的人选了——他们与学生利害相关最大，挑选最专业适宜；由于他们一致运用的量相对最少，利益引诱也最小，监督又最多最易。并且，他们引荐一本书，还要支付一个学期的劳作去修改和解说作业。
一线教育教师引荐，有利于确保教辅的“质量”和“适宜”。但他们也是署理，怎么防止其间或许存在的价格虚高和回扣？归纳起来，有两条办法比较有用：一是“选”、“购”分隔，教师只作引荐，由学生/家长自行购买；二是要求一切一致引荐的教辅有最高限价（台湾区域便是如此）。
将教辅的选用交给一线教育教师，责任愈加清晰，便于问责，可以削减层层选购的重复购买，减轻学生担负。并且，将教辅的选用权还给底层师生，企业才会将研制重心放在一线师生，随一线教改不断创新，使教辅成为教育有利的辅佐。
现在人们对教辅定见最大的两个问题，一是选购的教辅不适用，二是高码低折遍及。处理问题的要害，一是选用权交给一线教育教师，二是要求一切一致引荐的教辅有最高限价。
现在教辅的选购体系，是省里引荐、地市选用，校园有必要选购目录中的教辅。它源于2012年教育部牵头发布的《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资料运用办理工作的告知》，2015年国家新闻出书广电总局牵头修订《中小学教辅资料办理办法》，连续了这一精力。
2018年头，教育部废止了2012年告知。按照程序，现在问题的处理，好像落到了新闻出书主管部分。但仔细剖析，问题处理的要害，仍在教育部分。
新闻出书主管部分的责任，是办理教辅的供给环节——教辅的出书和发行。在此，已有教辅出书资质束缚、严厉内容质量检查等办理办法。而现在教辅的问题首要在选购环节，需求由教育主管部分来规范。
要确保教辅的质量与适宜，最好将教辅的选用权交给一线教育教师。而要处理高码低折和糜烂问题，最好对一切一致引荐的教辅进行最高限价。
主张要求教师一致引荐的教辅，印张定价不得高于上年一般图书均匀定价。新闻出书主管部分每年发布的《全国新闻出书业底子状况》很简单取到这一数据，这是个相对安稳又动态的数字，可以省去因物价上涨带来的从头评价的费事。事实上，大都商场零售类教辅定价低于这一规范。由于讲堂一致运用的教辅较多，此举可有用按捺高码低折。
限价的施行，假如由新闻出书主管部分在书号批阅时进行束缚，是比较简单操作的。但由于价格敞开是商场经济的重要表现，新闻出书业限价遭到严峻限制。那么，另一个可行的计划，是教育部要求教师一切一致引荐的教辅有最高限价——教育部对体系内的收购有权这样规矩，这并不违背商场规律。
总归，无论是教辅应该由谁来选用，仍是要求一致选用的教辅有限价，都需求由教育部分来主导，其他部分予以合作。
作为出书职业研讨人员，笔者直接盯梢教辅方针9年多——从方针出台的前期调研，方针文本的定见反应，到几年来的落地履行。其间的杂乱与博弈，超出我最初的意料。它也让我有时机透过一只麻雀，去调查和了解这个职业和社会的许多工作。
教辅横跨教育和出书两个体系，加重了问题的杂乱。为全面客观地了解状况，9年多来，笔者造访了很多组织与个人——出书体系的国有民营出书商、经销商、书店、出书办理部分，教育体系的教师、校长、教育主管部分。当然，还有教辅的终究顾客学生与家长。一圈下来，最大的感触竟是：没有一个坏人，每个人的挑选都有合理乃至公心的成分。仅仅，不同集体的博弈才能是不同的。
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，工业链十分杂乱，一沙一国际，加重了方针拟定的难度。每个工业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，方针拟定应该更多考虑顾客的权益。咱们每个人成为教辅办理者和供给商的机率很小，但简直每个人都是教辅的顾客。身为绝大大都范畴的顾客，您期望规矩怎么确认？一本操练册的钱并不多，但学生运用率太高，涉及面较广，联系一线教育，关乎社会公义。
准则是人类理性的结晶。笔者信任，科学合理的准则，可以进步人们品德的底线。因而，笔者将多年的调查整理出来，等待为职业办理堆集理性，让后来者少走弯路。
——刊于2020.3.12《出书商务周报》，此为全文。回来搜狐，检查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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